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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问大数据金融:数据乱象应如何解决?大数据行业未来如何?

2019-10-23 00:23:35   人气:3472

自9月份以来,中国大数据行业似乎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整合期”。根据许多媒体报道,许多第三方大数据公司被纳入调查。

“最近,客户越来越关注隐私保护和数据采集合规性。与六个月前相比,差距确实很大。”陈晓阳(不是她的真名)是一名律师。大数据曾经是她的主要客户。这是她最近最直接的感觉。

据记者了解,对于一般大数据公司来说,数据采集来源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三方机构授权、相关方或场景数据、爬虫业务。至于数据抓取,理论上有一条“红线”,即大数据公司只有在遵守某些协议和规则的情况下,才能自动获取网站的信息和数据。然而,在现实中,规则往往被忽视或简化,个人信息隐私保护问题在大数据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被凸显出来。

事实上,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在不断完善。在经历了行业中的“亮点”时刻后,大数据在未来将如何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就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与法律研究所所长李爱军;西南财经大学普惠金融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刘新海,北京大学金融情报研究中心助理主任,《信用调查与大数据》作者;和北京金城通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凯讨论公众关注的大数据话题。

新京报:数据混乱的源头在哪里?应该如何解决?

彭凯:商业层面的自然营利性质、规则立法的滞后和以隐私换取便利的现实不仅仅是一方的责任。目前,单纯依靠市场自律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法律家长制应该走上舞台,根治方法不能讨论。然而,“扭转局面”取决于立法和自上而下的法律和规则体系的建立。“仪容整洁”依赖于监督和自律。市场的净化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实现的,而且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

我们比较了714门高射炮和55门超级高射炮等异常贷款形式,它们已被多次禁止。社会总是由白色、灰色和黑色组成。例如,即使刑法严厉,犯罪率也不能降到零。首先,要建立一个规则体系和监管体系,愿景当然希望将灰色变成白色和黑色,以得到制裁。后续的持续整改和治理意味着我们要不断净化灰色,消除黑色。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在大数据行业,而且在任何盈利的行业都是如此。

李爱军:中国大数据市场混乱的根源在于忽视法律的存在和法治意识的缺乏。这可能会阻碍中国实现从数据大国向数据大国的转变,并失去其在数字经济时代应有的发展机遇。

刘新海:首先,有市场驱动的需求。第二,监管滞后。因此,存在这样的困惑。同时,数据黑生产和高利贷是两个恶性循环。高利贷需要大数据风险决策,这也推动了大数据黑色生产的出现,进而推动了高利贷的进一步变化。

陈文:目前,一方面,许多大数据公司的数据源不清楚;另一方面是数据的使用。我们还看到,许多被调查的大数据公司都与所谓的714高射炮、55挺超级高射炮和这种暴力收集有关。事实上,只要这种利润存在,就可能发生所谓的数据混乱。

如果我们从政府的角度为大数据建立一个公共平台,使数据变得不敏感,然后与一些商业组织联系,我认为它可以在规范市场方面发挥很好的作用。

我们还预计,本轮整改后,央行将出台金融科技相关法规。我相信,未来我国的金融技术将在满足监管底线要求的基础上,在尊重个人隐私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增长。我认为这是中国所谓金融技术的真正未来。

新京报:当前的“数据爬行”问题是否偏离了《互联网安全法》的要求?

彭凯:爬虫本身是一个程序,一个工具,在互联网行业中非常普遍,所以我们经常区分“善意爬虫”和“恶意爬虫”。然而,工具的使用无法突破《互联网安全法》及其支持性法规和规则的限制。因此,问题爬虫必须是非法的。

业界一直在等待的是各行各业明确有效的配套规则、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希望看到更加清晰、可实施和实用的文件。目前,法律法规层出不穷,监管地图本身也越来越清晰。自然,一个风险如此之高、容易受到惩罚的行业非常期待法规的出台,对行业来说意义重大。我们最想看到的是“边界在哪里?”

《数据安全法》带来的变化将反映在消费者和行业层面。在消费者和使用者一级,他们的权利得到加强,他们的选择更加明确(隐含拒绝权);在行业层面,可以有一个更明确的边界定义,这在短期内看起来是一个限制,但实际上是对未来发展的更好准备。

李爱军:互联网安全法第41至44条明确要求当前有问题的“数据爬行”行为是非法的。

《互联网安全法》第41条规定,网络经营者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时,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和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和使用规则,明确收集和使用信息的目的、方法和范围,并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

网络经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双方协议的规定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与用户协议的规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第四十二条网络经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或者损害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人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除非无法识别某个特定的个人,并且在处理后无法恢复。

网络运营商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防止信息被泄露、损坏或丢失。当个人信息发生或可能发生泄露、损坏或丢失时,应立即采取补救措施,并按规定及时通知用户,同时报告相关主管部门。

第四十三条规定,个人发现网络经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双方同意收集和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经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如果发现网络运营商收集和存储的个人信息有误,有权要求网络运营商纠正。网络运营商应采取措施删除或纠正。

最后,第44条明确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窃取或以其他方式非法获取个人信息,或非法向他人出售或非法提供个人信息。

刘新海:大数据立法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还需要立法、执法和监督部门。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中国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迅速,但与此同时,它需要一些领先的法规与之相匹配,并保护需要保护的地方。此外,欧洲和美国的经验可以很好地吸收。我本人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发现监管和行业之间存在差距。监管方都希望“更加严格”。然而,该行业目前的发展状况是数据泛滥,该行业有“法律不怪公众”的心态。这种情况相当严重。

新京报:个人隐私保护和大数据开发利用之间有矛盾吗?

李爱军:隐私保护与大数据开发利用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为了解决这种关系,数据应用的行为应该根据私有隐私权的特点进行规范,也就是说,隐私主体应该被赋予私有数据的自决权。Gdpr的自决权值得借鉴。

陈文:我认为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与隐私保护之间存在平衡。因为大数据并没有完全说明你必须使用你的真实姓名,每个人都必须确定每个人的真实姓名信息等等。它可以在隐私保护的前提下提前对信息进行脱敏。基于大量的数据样本,我们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得到一些有用的结果和判断。如果脱敏得以实现,实际上个人隐私不会受到侵犯,但目前这方面的家政工作不是很好。

彭凯:就个人而言,我不认为这是矛盾的。隐私保护和大数据的开发和利用不一定是对立的。在个人层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有些人非常关心隐私保护,有些人愿意为了更大的便利交换他们的隐私。事实上,他们都有不同的选择。在立法层面,需要解决的是通过“发展”防止滥用权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目前的许多规则强调“必要性原则”和“最低限度充分性原则”。事实上,我们希望找到平衡发展和保护之间关系的中间方法。

目前,该行业有几个不好的看法,包括“授权是合法的”、“技术中立是无辜的”或“没有禁止就够了”。首先,许多从业者误解了“授权”的具体内在含义及其实现方式,因此我们看到了许多包授权条款和约束性授权条款。这种例子表明对规范本身存在误解。第二,监管与犯罪活动之间的“鸿沟”被错误地判断为很宽,这是犯罪层面上的误解。

刘新海:隐私保护和大数据的开发利用之间存在直接矛盾,需要平衡。

消费者的一些基本和敏感的个人数据不能随便滥用。此外,在开发大数据时,我们还应该保护这部分数据以防止泄漏。此前,一些大数据公司在欧洲和美国受到惩罚和起诉。他们的个人信息保护相对较好和成熟。当然,这与他们早期的合规监管有关。

新京报:如何处理大数据开发应用与隐私保护的关系?

李爱军:没有保护客户隐私,大数据开发和应用就不会有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是以人为本的,是为了人类幸福而发展的。如果发展牺牲了人类的幸福,这种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

彭凯:“发展”和“保护”一直是背对背的命题。就像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一样,我们过去常说“快与好”,然后过渡到“好与快”,这实际上是一个重点问题。互联网的发展也是一样的。与美国和欧洲相比,我们经常说欧盟的民主公共关系是历史上最严格的。我们甚至讨论为什么欧盟的数据保护规则如此严格。与美国相比,欧洲实际上主张在互联网领域保护个人权利,而美国主张发展互联网。因此,这种对原意的偏离反映在立法层面上。

我认为,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应该遵循“堵不如疏”和“按地区治理”的原则。可以探索一些行业的沙箱模型,为未来留下空间。当一些行业不得不严肃对待它们时,它们不应手软。

陈文:今后,我认为政府还是应该带头带头,让一些企业在数据被合法合规的收集和脱敏后,可以利用这些数据,通过必要的防火墙机制和保护机制做出一些更积极的尝试。在不侵犯个人隐私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挖掘数据的价值。

新京报:为什么大数据产业在不久的将来关注爬行动物?

彭凯:直接原因是最近媒体报道的几起风险案例集中在大数据服务提供商,这些机构为金融业提供的输出产品包括爬虫服务或基于爬虫技术的标准化产品。

到目前为止,公安部门还没有正式宣布此类调查公司。风险案件本身的具体情况、行动原因和导火线外人很难知道,所以事实上,很难对爬行动物的地位有一个明确的结论。

李爱军:大数据风控公司爬虫业务的数据应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违反了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刘新海:有些攀登数据是授权的,有些不一定是授权的。此外,抓取数据的大数据公司可能仍然保留甚至出售其数据,导致许多隐患。

一些大数据公司已经抓住了市场的需求。此外,他们还没有跟进监管合规性,并将在有利润时跟进。在我看来,这些大数据公司在初始阶段没有充分考虑合规性问题。在国外,个人敏感数据等爬虫行为基本被禁止。

新京报:你认为大数据有什么问题?

李爱军:履带企业收集的个人信息和私人数据应按照我国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收集、存储、处理和传输,否则为非法。

彭凯:在最近的案例中,大数据服务提供商或多或少参与了现金贷款行业。“红线”的定义主要体现在三类法律法规中。一是现金贷款相关规范,如“各类机构应加强对客户信息安全的保护,不得以“大数据”的名义窃取或滥用客户隐私信息,不得非法交易或泄露客户信息”。这种规范要求也反映在56号文件和p2p相关规范中,呈现出“收敛”的表述。二是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信息保护相关规范,主要围绕《网络安全法》展开。第三,刑法主要涉及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

综上所述,“红线”主要在一端和另一端,即“采集”和“输出”环节,也涉及采集后的“加工和使用(二次使用)”。就目前看到的风险案例而言,如果网上信息和评估属实,大数据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因为合作伙伴涉嫌日常贷款犯罪而受到牵连,或者在日常贷款案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

新京报:“出口能力”、“远离数据”和“为银行或其他许可方服务”这是大数据公司的转型方向吗?

彭凯:金融业只是大数据产业覆盖的小领域之一。大数据的旅程和战场是星海。金融领域大数据服务提供商的短期策略是“观望”获得许可的机构。然而,从长远来看,该行业将清理和放松,执行立法和条例,并继续监督和自律。未来大数据行业不可避免地会有新的业务点和增长点,但它必须在规则框架内,越来越多的正规部队也将参与这一领域。

陈文:起初,有人认为大数据公司应该转变为服务银行或许可证持有者。然而,有一个问题。在服务过程中,大数据公司不太可能完全远离数据,因为您没有数据支持,而且目前不可能有效地为组织服务。然而,在一个相对清晰的游戏规则下,大数据公司可以更好地使用这些数据,以提高其数据挖掘能力和对机构的服务价值。

新京报:如何看待中国大数据产业的未来?

陈文:随着社交生活变得在线,这个所谓的数据标志的价值将会越来越大,大数据产业将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目前,大数据行业实际上存在原罪,尤其是在数据所有权、数据隐私、数据交易等方面缺乏明确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下,所谓的原罪难以避免。实践正在向前发展,学术界也在跟踪和研究大数据的隐私和权利确认,包括定价和交易机制。只有这样,整个数据产业链的游戏规则才能最终形成。

刘新海:大数据产业的发展阶段经历了原始资本积累和野蛮增长。现在是在创新阶段开始新发展的时候了。与国外大数据公司的发展过程相比,我国大量大数据公司主要从事数据交易,其深度应用仍然相对薄弱。

未来真正的大数据公司应该拥有创新的业务模型、场景应用和模型开发。大数据需要与各种场景应用和实际业务需求相结合。目前,大数据公司通常都是一样的,过于关注金融信贷。

李爱军:就数据资源、数据应用场景和中国文化习惯而言,中国大数据公司具有发展优势。只要中国的数据应用技术不落后于其他国家,在确保数据安全的情况下,公平有序的开发和应用必将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

新京报记者黄新宇、编辑李贾伟、校对杨徐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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